上世纪初的诸城民居

抗战初期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高密抗日游击支队（蔡部）由学生兵负责民众运动，他们结合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农民的抗战觉悟；他们帮助穷人和部队向城里的地主借粮；取得反抗地主剥削的帮会组织的支持。学生们的工作密切、融洽了与诸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学生兵分组进驻村中 改变策略宣传抗日

　　蔡晋康的高密抗日游击支队设有政治部和指挥部（即司令部），其政治部又下设总务科、特务科、宣传科、组织科、训练科。由学生兵组成的是宣传科、组织科、训练科，他们从事政治工作，主要负责民众运动（简称“民运”），这也是学生兵最擅长的。

　　据《战地书简·民运篇》载，诸城是胶东与徐州之间的一个重要城市，南面几十里外就是大山。这儿的老百姓都非常古朴，佃户占农民的绝大部分。一次，“我”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交谈，问他知不知道最近打仗的事情。少年说：“听说在打哩，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问我们跟谁在打仗，他回答“跟外国”。再问跟哪一国，他红着脸，回答不上来。此时，日本侵略者早已占领了我国东北，又侵占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济南、青岛等重要城市，正在华北、华东大举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诸城有的老百姓竟然还不知道中国军队正在同哪国侵略者进行作战。“我”既震撼又忧心，把这事跟同学们说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抓紧时间开展民众运动。

　　在宣传方面，学生兵广泛采用演出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歌咏、漫画、讲演等形式，启发民智，提高群众抗战觉悟。

　　除此之外，蔡部学生兵在高密、诸城时，还选定了八个中心村，分组住在村里，进行调查、联络和组织发动，帮助村里建立了农民歌咏队和自卫队。

　　就如何才能有效地推进民众运动，学生兵们结合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要特别注意生活的大众化。

　　《战地书简》记载了一个“我们”（一般指学生兵）遭遇农民冷遇的故事。当时，“我们”穿着学生制服或军装，大多留着所谓的“东洋头”，就贸然去拜访老百姓。有一次，五六位同学到一个村子去做宣传工作。那时，农人们都在从田地里挖萝卜。这些学生兵就走进萝卜地，一边帮着农人捡拾萝卜，一边讲述日本鬼子作恶多端的故事。长期受封建传统的影响，当地农民看到他们与众不同的穿着、男女混杂在一起，感到既有趣又可疑，有的看到男学生兵挨近村姑和小媳妇，不禁产生一种反感的憎恨的情绪。因为与农民隔膜太深，自然，宣传工作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失败了。

　　鉴于此，“我们”专门进行了一番严格的工作检讨。于是，男同学把头发剃光了，男女同学的工作也分开了，在宣传鼓动时注意少使用新名词、多讲当地土语。而且，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我们”第一次到一个村子进行宣传，有时拿着地主的一封介绍信，有时请一位当地有些名望的乡绅跟着去，有时请保长当面做介绍。如此一来，农民对学生兵热情招待，再也不害怕或怀疑他们了。

　　在乡下，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对读书人、对先生很是敬仰。“我们”就以教农民识字为手段进行抗日宣传。有人做“义务先生”，拿一块黑布钉在墙上，用粉笔在黑布上写写画画，先引起广大农民的兴趣。接着把识字教育与抗日教育密切地联系起来，使农民在识字的过程中获得关于时局的粗浅认知，树立正确的抗战态度。当老师指着黑布上的几个字问学生们认不认识，学生们熟练地大声回答“打鬼子”，老师点点头，高兴地笑了。

　　说服各区游击队 成功向地主借粮

　　“我们”除了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帮助穷人和部队向城里的地主借粮，并将粮食及时运走了。“在诸城南乡十之七八是佃农。地里粮食差不多都给地主和区（公）所剥削去，到冬天几乎只有红薯吃。当敌人要来诸城的时候，城里住的地主们都要丢下了粮食往山里逃。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个大规模的运粮运动给我们发动起来了。”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努力争取诸城各区游击队负责人的支持。“我们”同他们商量：“日本鬼子快来了。鬼子一来，城里存的粮食全都得给他们抢了去。可是乡下老百姓是这么苦，饿着肚子能帮我们打仗吗？再说呢，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常言道‘兵没粮草自散’，不预先筹划一点粮食可不是玩的呐！”这样一讲道理，诸城各区游击队负责人就被说服了。

　　再由“我们”与诸城的游击队共同派出代表去跟城里的地主们商量：“你们的粮食既然已经来不及运到山里去，给鬼子没收了，你不借给我们吃了去打鬼子？况且老百姓日子没法过，不替他们想出办法能免他们造反吗？只要你们把粮食借出来，反过来（明）年我们如数还你们，现在心疼一点也算是为国为民啦。”地主们反复掂量了掂量，不免既叹息、又表现出慷慨的样子说：“这年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几担粮食算什么！”

　　为了让地主们相信借粮是出于公益，“我们”就请诸城的游击队开借条，自己只负责宣传借粮的意义和发动民众运送粮食。经过两天的扩大宣传，诸城的四五千农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组成大车队、小车队、担挑队，像潮水一样涌向城里。运粮的农民们欢天喜地地走着，有的还唱起了茂腔。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天上会掉下如此好事，对来自高密的抗日游击支队不禁另眼相看，翘起了大拇指。

　　不到四天工夫，“我们”与诸城的游击队、农民群众就从城里运出了四千担以上的粮食。

　　争取多个帮会支持 帮助农民建自卫队

　　鉴于诸城的乡村存在着大量的青旗会、红旗会、大刀会、铁板会等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又具有反抗地主剥削意识的帮会组织，“我们”深入其中，并同会首取得联络，进行谈话说服，争取他们的支持，提高他们的抗日觉悟。

　　为了不使会首有侮辱之感，“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一是“我们”的言语行动切忌违反他们的会规；二是谈话时尽量回避迷信问题；三是对方提出迷信问题时，不遽然表示意见，并设法将话题转移到别的方面。如此一来，赢得了青旗会等帮会组织的好感。后来，在诸城保卫战中，“我们”打了败仗，青旗会等组织主动替“我们”在山口站岗放哨。春节来临时，不管天气如何寒冷，他们从老远的地方赶到部队驻地，送来了核桃、花生、木耳等各种山货。

　　在几个大村子里，“我们”还帮助农民建立了自卫队，让本村负有众望且有抗日意识的人物当了负责人。

　　由于民运工作开展得较好，“我们”密切、融洽了与诸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在后来的数次战斗中，经过发动，几千个农民跟随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出征，为部队运送给养，抬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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