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刘兆吉

张伯苓

　　1939年7月,在黄钰生教授的帮助下,重庆南开中学教务长喻传鉴同意刘兆吉到该校任教,先任南开中学教导处职员,教授语文、历史,再任教务主任、教导主任。在这所名校,他曾接待过众多国内外名人及来访团。在这一时期,他与柳亚子、张伯苓为邻；刘兆吉在妻子诞下双胞胎男孩后,经济情况更加窘迫。

　　毕业工作无着恩师再施援手

　　在昆明,刘兆吉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早在路上行军时,他就与同学向长清商量,成立一个诗社,如今得以实现。因为刘兆吉所在的上学地点位于蒙自南湖,于是命名为“南湖诗社”,由爱好诗歌的同学查良铮(穆旦)、赵端蕻、刘绶松、刘重德等多人组成,这是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他们聘请闻一多、朱自清为指导。刘兆吉担任社长,并在诗社刊物发表《南湖行吟》等多篇诗文。他还被推举为西南联合大学山东同乡会会长。

　　刘兆吉求知欲望极强,兼收并蓄,涉猎极广。不仅以优异成绩完成自己的专业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还选修了外系闻一多的《诗经》《楚辞》,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宋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刘文典的《庄子》《文选》,钱穆的《中国通史》,陈梦家的《文字学》,罗庸的《诗经》,王力的《现代语法》等。在一个大师云集之地,刘兆吉不放过任何机会,拼命地吸取知识,充实自己。

　　1939年夏天,临近毕业,刘兆吉到处找工作,却无着落。他心里暗暗着急。本来想托黄钰生教授帮忙,但此时师母梅美德正病危住院,黄先生日夜守候,刘兆吉不忍心前去打扰。几天之后,梅师母去世。刘兆吉去参加追悼会。黄钰生悲痛欲绝。对前往慰问者,只是颔首致谢,拭泪无语。追悼会结束,黄钰生站在门口送客,当刘兆吉低头走过时,被他一把拉住,告诉他:“传鉴先生(喻传鉴,时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务长)回信了,同意你去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准备准备吧!他要你7月10号到校。”刘兆吉一生,于两次最为关键的困难时刻,都是黄钰生施以援手,助其渡过难关。

　　任教南开中学结识多位名人

　　重庆南开中学是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创办的。

　　1939年7月,刘兆吉从昆明搭“黄鱼”到了重庆。先任南开中学教导处职员,教授语文、历史,再任教务主任、教导主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刘兆吉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督学,但由于张伯苓、喻传鉴再三挽留,刘兆吉没有回山东任职,仍留在南开中学从事教学与行政工作。

　　南开中学教学质量高,声誉好,当局视为样板,达官贵人都把子女送来就读。凡外国人来重庆参观中国学校教育者,官员必定带他们到南开。刘兆吉知道或参加接待的就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美国国会议员华德女士、英国蒙巴顿元帅夫人、英国国会议员访华团、缅甸议员访华团等。

　　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常以校友身份到南开中学,或参加校庆,或观看演出。一次学校演出京剧《西施》,他还为师生借来全套行头。周恩来还曾给南开师生作政治报告。刘兆吉当面聆听教诲,深受教益。

　　其时,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住津南村11号,刘兆吉住津南村13号,张伯苓住津南村3号,三家和睦为邻。由于刘兆吉在南开大学的英文老师柳无忌,是柳亚子的公子,刘兆吉遂称柳老为太老师,执礼甚恭,常到柳家嘘寒问暖,在感情上更近一层。一次刘兆吉下课回家,途经柳家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大声喧哗,声震屋瓦而又陌生,他以为有人与柳老吵架,便径直推门而入,原来是柳亚子正与郭沫若交谈。柳亚子口吃,郭沫若耳聋,耳聋者只恐口吃者听不明白,口吃者又怕耳聋者听不清楚,因此,才有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1945年8月底,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期间曾到津南村11号,拜访爱国诗人柳亚子和张伯苓。受柳老之邀,刘兆吉到柳家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

　　在刘兆吉看来,柳亚子没有一点架子,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当柳老知道刘兆吉有意拜他为师学习作诗时,欣然允诺。此后多次鼓励并赠诗,还用自备的宣纸,挥毫将赠诗《六用南字韵》写成大幅中堂,落款处盖有两方印章,一方是“柳亚子印”,一方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刘兆吉喜得墨宝,精心装裱,挂于客厅,达22年之久。可惜“文革”中被人抄走,后屡讨未果,犹如泥牛入海。幸有底稿存在柳老纪念册中,现存苏州博物馆。

　　1949年重庆即将解放,白色恐怖日甚,国民党特务到南开中学抓捕进步师生数人,刘兆吉时任教务主任,他和副校长喻传鉴一起,与特务据理力争,并一同具结担保,使师生幸免于难。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刘兆吉立即奉张伯苓校长之命,将校产一一登记造册,并到重庆军管会,将南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全部献给国家。

　　喜得双生子为经济发愁

　　1941年3月,刘兆吉的妻子诞下双胞胎男孩。因为营养不良,两个男孩一共才5斤多。他的儿子刘重来说:“我才2斤多,小老鼠一样,嘴小得连奶嘴都含不住,就那样活下来的。”

　　刘兆吉曾写过一篇散文《双生子》,记录了他在1941年那个春天等候在产房外的复杂心情。彼时的他,在交了入院费40元、保证金50元后,全部财产还剩下一张10元的法币。“我在想,我已寄出尚未发表的文章,担心它原封退还,虽慷慨的附足邮资并注明‘如不登载请退还’字样。又担心虽已发表但迟付稿费或者数目过少。妻在生产之后能否再做事情,能否再继续帮我缮写整理湘黔滇旅途上搜集的资料。授课之暇我能否预备功课,应付今春的高等考试,我目前的薪水能否养活我的妻子,提高中学教员待遇能否兑现……首都物价是否继续飞涨,留在战区的父母怎样接济……”

　　等到护士告诉他母子平安,而且还是双胞胎男孩的喜讯,旋即叮嘱他妻子的奶水不够,要买奶粉,而一磅奶粉的价格几乎赶上他一个月的工资时,“我感到惹下了塌天大祸,我觉得自己是杀人犯”。

　　而当第二天他带着鸡蛋肉松红糖去看妻子,发现妻子的神情忧虑。刘兆吉告诉她:“不要愁,我有办法了!”妻子忙问:“什么办法?”刘兆吉答道:“《西南采风录》的稿子,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通过了,稿费850元,不久就会寄来。”妻子遂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然而这却是刘兆吉第一次对妻子说谎。实际上,《西南采风录》直到1946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