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学生点名记分册

旅行团部分教师合影(居中蹲者为闻一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开大学停课放假。因战事,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到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开课仅两个月,日军炮火就逼近长沙。1938年1月27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兵分三路”,前往昆明。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进行“远征”。

　　因战事停学返乡得知学校将南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刘兆吉作为南开大学哲教系二年级学生,此时正在天津西郊韩柳墅,手持袁世凯1895年小站练兵时用的毛瑟枪,参加军训。事变发生,军训中止,学校决定放假,学生返乡。

　　刘兆吉从学校赶到天津车站,“费尽力气挤到一张车票”。站台上人头攒动,每个车门都有手持棍棒皮鞭的日本人把守。眼看火车就要开动,刘兆吉还没能挤上去。正在此时,一个戴着草帽的黑大汉向他走来,刘兆吉一眼认出是军训时另一个班的班长。班长告诉他,队长派他们来车站看看,“有没有遭难的学生兵”。刘兆吉一听,强忍着眼泪没掉下来。车门上不去人,班长就把他举起来,往窗户里推塞,最后,刘兆吉横躺在拥挤的乘客头顶上进了车厢。有人在骂,有孩子在哭,孩子的母亲还伸手打了他一拳,刘兆吉连声说对不起。直到列车开动,刘兆吉仍旧躺在人头上。只听班长在外面大喊:“你的包袱太大,窗户塞不进去,随后给你打(寄)去,打不去俺存着……”谁知这一次竟是永别,刘兆吉从此再也没听到这位班长的消息。

　　回到家乡,无学可上了,刘兆吉十分苦恼,只能以田间的劳动疲惫来排解求学渴望。

　　有一天,村里有人去附近的杂货店买东西,发现有刘兆吉的信,辗转告诉了他。刘兆吉急忙跑到杂货店,拿到信一看,是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老师的来信。信中说,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准备南迁,在长沙组建国立临时大学,让他设法去长沙继续读书。

　　黄钰生还在信里特别提到,如果经济困难,可谋临时工作,以维持学业。这对刘兆吉而言,不啻于天降喜讯。

　　长沙建临时大学教授凭记忆上课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到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辗转奔波,八方聚集,学生总计到校1452人,教职员148人。许多著名教授如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琇、燕卜荪(英国)等,齐聚长沙授课。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课。当天虽然有日本飞机前来,但轰炸不严重。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由于校舍尚未完工,学校只好租用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校舍,其余各处为:理工学院在岳麓书院,文学院在衡山。理科实验设备、场地则由湘雅医学院予以支持。

　　临时大学的教室尚可,但宿舍勉强凑合。男生宿舍借住清末新军的49标营房,旧式的木板楼,走起路来,地板与楼梯颤巍巍地乱抖,同学们自称“标客”。楼下潮湿,非有床不可,楼上学生,一律睡地板,只铺草席,几十人挤在一处。下雨时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

　　没有参考书,甚至连黑板都没有,学院的图书馆资料奇缺。有的教授连课本都没有,全凭头脑里的记忆给大家上课。英国人燕卜荪讲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就把装在脑子里的内容,整段整段背出来,写在黑板上,再一一加以讲解。虽然条件艰苦,但能够继续读书,同学们感到十分欣慰。

　　学子徒步湘黔滇昭告“抗日宣言”

　　然而好景不长,开课仅两个月,日军炮火就从上海、南京、武汉逼近长沙。1938年1月27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做出决议,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以徒步行军的方式,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进行“远征”,以此向全世界昭告中国教育界的“抗日宣言”:

　　1.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作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惟女生及体弱经医生证明不能步行者得乘车舟。

　　2.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概由学校担任,其经学校允许乘舟车者,学校仍予以川资津贴二十元。

　　3.步行时概适用于行军组织。

　　4.每个参加步行的同学,还发一套军装、一件黑棉大衣及水壶、雨伞等日用品。

　　另外,步行学生到达昆明后,所缴报告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

　　此法无疑解决了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刘兆吉家在农村,本来经济就很拮据,战乱中又与家人完全断了联系,几乎身无分文,遂毫不犹豫地立即报名参加徒步队伍。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指派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11位教师,校方由此组成辅导团,以南开大学秘书长、教授黄钰生为主席,其余成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y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大学地学教授袁复礼,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等。

　　当同学们听说闻一多先生也要参加步行团时,非常担心年近四十岁的他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只听闻一多说:“国难当头,步行几千里吃点儿苦算不得什么!我少年时受封建家庭束缚,青年时到清华念书,出洋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平、上海、武汉、青岛等大城市教大学,和广大山区农民隔绝了,尤其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国家有难,应认识自己的祖国了!”1938年2月14日,湘黔滇旅行团编队。学生被分成两个大队。刘兆吉被分在第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