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川一家

　　于一川爱家庭思故乡敬恩师,充分体现着他的党性原则和人性人品。他对孩子要求严格,让他们自立自强。他为高级干部管好家庭、教好子女、自身处世为人作出了榜样。

　　教育儿女有前瞻,不诩出身自奋力

　　于一川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和孩子们在一起。1963年,挨肩大的四个孩子懂事了,他难得抽空带他们到人民大会堂看了电影《扑不灭的火焰》。回家后,他让孩子们挨个谈体会。小孩看电影往往为看热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呀,什么枪打得准、射出去厉害呀……叽叽喳喳,争论不休。于一川最后点题:“一个人出生后,路要自己走,没人能包办,没有天生的思想、立场。”他扫视一下儿子们:“你们是弟兄仨,但这是新社会,你们要同一条路,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啊。”

　　于一川对子女要求甚严,从不让他们把自己的职务挂在嘴上,更不准炫耀。老二海平回忆说:“有一次,我提出要看看爸爸在北京的所有照片,想找找有没有和朱老总的合影。他一听,横眉怒对,喝了一声‘居心安在’,把我吓了一跳,到底没拿出来。听妈妈讲,他确实有一张合影。后来不知是‘文革’抄家,还是几次搬家,丢了。”孩子们读书、上山下乡、当兵、工作,于一川一概不过问,只知道谁有发展了,口头评语老是“好嘛,好生努力,再进一步”。

　　有时雨雪天,秘书要用于一川的车接送孩子上下学,他坚决制止:“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决不能动用公车!再说四个呀,顾不过来,送谁不送谁才是?”孩子们的穿着,一直依着“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打补丁,老四当褯子”的原则。所以,四兄妹谁也没有出身的优越感,个个自立自强,如今都在所从事的行业里获得不斐的业绩,如长子于小平,从事文化传播工作,参与编导的大型历史文献片《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在国际评比中获得奖项。

　　三次回乡探亲,帮助解决困难

　　解放后,于一川曾三次回乡。第一次是1962年初,他到北京开会经过济南,拐弯回来看生病的母亲,时值百废待兴,他听到乡亲们回忆的艰苦,心情很沉重,他为提振信心说:“中央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巩固、调整、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困难会克服的,好日子就要来到。”

　　他到坡里走了一圈,看到运肥还是肩抬车推,少慢差费,低头沉思。陪同他的村支书周怀德趁机请求帮助买一辆机动车,得到他应允。很快,一部临沂产的“泰山—25”型运输拖拉机到村,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第二次回乡是1972年秋。双杨公社把埠头村当作沼气池普及试点,需要紧俏的水泥、钢筋等,村里再次向他求助,于一川联系昌潍地委负责人,从当地计划外购买到了这些建材。

　　他最后一次回乡是1979年秋,国家已把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各行各业逐步走向正轨。其时,家中已无直系亲人,是“乡愁”催他回来的。他走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田野的沟沟坎坎,还由乡亲搀扶着攀爬了小时候上去套知了、捉迷藏的围子墙,登高眺望。

　　晚年著述忆往事,党史研究填空白

　　于一川1985年正式离休后,经常生病卧床。他不甘心“躺以待毙”,说:“我行动不便,脑子还不糊涂,还能动手写点东西。”于是,记忆的闸门打开,文字汩汩潺潺,呈现出来。离休前就撰写好的《悼念我敬爱的老师于清书烈士》一文,成了他“滴液下,笔头舞蹈的发轫之作”。随后,或是单独成篇,或是汇编入书。现在可查到的有《芳草萋萋满园春》《回忆徂徕山起义前后》《创办大众日报社》《回忆黎玉》《鲁南军民鱼水情》《历史的片段》等等。其史料价值、研究意义、文学品位兼具。

　　于清书1929年7月调任山东省临委秘书,后来再回青岛、潍县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押赴济南,在狱中饱受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刘谦初(毛岸英岳父)等22人,就义于济南纬八路五龙沟刑场。1983年4月5日,“四五烈士”就义52年之际,于一川撰写长文悼念于清书烈士,率先寄给了寒亭党史部门,引起强烈反响。于清书的事迹因年岁久远,知情者均已作古,后述多遗漏或语焉不详。于一川的文章弥足珍贵,填补了家乡党史研究上的一些空白。

　　于清书的家世,原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读过中学”,而于一川则记“7岁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自幼聪睿机智,勇敢过人,并富有正义感,看到那些地主老财以强凌弱迫害穷人的事,总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博览群书,勤奋钻研,在阙庄小学和潍县中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还能编写歌词,画一手好画,尤其爱画大公鸡,显示金鸡啼鸣、东方欲晓的寓意”。原说“教过书,在师生中很有威信”,而于一川记“他来家乡前阙任教,那时才22岁,仪表堂堂,英姿飒爽,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充满青春活力。他平易近人、热情奔放,很快就把我们吸引住了”。原说“不幸被叛徒出卖,押解到济南,不久英勇就义,视死如归”,而于一川记“1930年,潍县曹克明叛变,带敌人到潍县,于老师才被捕……我受组织指示,到济南监狱看望老师……早上排队登记,直到11时才得会面。狱卒一声‘于清书’,老师戴着哐啷作响的脚镣来到我面前。他头发、胡子很长,面色苍白。我控制不住激悲的情绪,凄声喊:‘于老师!于老师!’他看我太激动,走近铁窗口坚定地大声讲‘没关系,放心吧,胜利是我们的’”……许多细节的回忆,相较于原材料叙述的概念化、笼统性,还原了一个革命者血肉丰满的形象。这些研究,迄今还没有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