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珠饰演刘姥姥的扮相

　　刘新珠剧照

　　刘新珠(左二)接受采访。

　　刘新珠出生于京剧世家，3岁练功，6岁垫场博得满堂彩，8岁进入临淄县京剧团，19岁干执行导演，成功排演《红灯记》获得好评。她被县京剧团领导视为种子演员，更坚定了她做好京剧人的决心。在演好一个个角色的同时，她为培养青州一代代京剧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六岁登台一鸣惊人 小老旦博得满堂彩

　　1953年，日照某剧场门口贴出的一张海报，引得路人驻足围观，大致内容为：“特邀临淄县新声京剧团前来我县演出，今夜演出京剧折子戏专场，主演：王艳芳；琴师：刘德胜；垫场：刘惠珠（6岁，女）。”

　　所谓垫场，就是角唱完一折，回后台换装、小憩，为下一折做准备。这五六分钟或十来分钟的时间不能空场，要其他演员上台过渡一下。垫场形式比较灵活，只要无伤大雅，不是太糊弄，演什么无所谓，观众哈哈一笑放松一下。

　　角王艳芳唱时，许多人并不入耳，倒是眼巴巴地盼着她快唱完，看垫场。

　　垫场戏是京剧《钓金龟》选段。道具是一把比正常尺寸矮小不止两号的椅子，玩具似的。随着鼓点胡琴，一个袖珍版拄着拐杖的“小老太太”颤巍巍走上台来，扮相、服装、走势，惟妙惟肖，许多人忍不住惊呼，又急忙掩住嘴。

　　扮相容易，走两步不难，且看她唱得如何，没想到一张口，“叫张义我的儿啊听娘教训”，底气十足，气冲云霄，“好——！”台下掌声如雷，小姑娘唱一句，台下叫一声好，几乎盖过了角主演的折子戏。

　　跟随父母耳濡目染 三岁练功八岁进团

　　刘惠珠后来更名刘新珠。母亲王艳芳，父亲刘德胜。6岁的她初次登台便博得满堂彩，绝非偶然。

　　王艳芳和刘德胜是新四军文工团的京剧演员和琴师，随新四军转战南北的途中，王艳芳生下了刘新珠。生产才三天，她就登台演出《玉堂春》。从能坐稳开始，刘新珠就坐着小板凳，在台侧看父亲拉胡琴，看母亲唱戏。3岁开始练功。

　　新中国成立后，王艳芳、刘德胜转入临淄县新声京剧团，那时剧团仍然流动到各地演出，每到一地，刘德胜总是找当地最好的老师，教小新珠演戏。一大早就叫她起床练功。8岁进入临淄县京剧团，她已经能唱《武家坡》《小放牛》两出戏了。

　　请了角来，跟角唱戏，是学戏的好时机。

　　有一次请来一个姓王的角，唱《辕门斩子》里的杨延昭，调定得高，“八贤王”的调也得高，益都县京剧团没人能唱得上去，思来想去，只好让十来岁的小新珠上。她之前没唱过这出戏，但会，根据规矩，得上门请角说说戏。

　　角住在县十字口附近路南一家旅馆，她8点多钟到达旅馆，在门外等了足足半小时，直到听到屋内响动一阵又平静下来，估摸着角洗漱已毕，才轻轻拍门。进门，规规矩矩一鞠躬：“王老师，团里叫我给您配戏，您跟我说说戏吧。”“好，坐吧。”“甭，王老师，我就站着吧。”

　　说戏只有简单几句话，敲什么鼓点时你上。然后，我唱完你唱，你唱完我唱，我唱完你唱，你唱完，下去。

　　等了片刻，小新珠鼓起勇气问：“那，王老师，您是‘交印’，还是‘削四蹄’？”这是行话，《辕门斩子》剧情有两个版本，配戏者要随机选择唱词。角说：“我是‘交印’的。”

　　这就算沟通完了。唱什么、怎么唱，角儿半句也不说，怎么配戏全靠自己琢磨。小新珠嗓门洪亮，人又聪明，当晚的戏配得天衣无缝，台下叫好声不绝于耳，角儿很满意。

　　19岁时当执行导演 排演《红灯记》获好评

　　从1958年跟随父母来到益都，到1963年，这也是益都县京剧团最红火的一段时光。

　　益都县京剧团人才济济，大家心无旁骛，都绷着劲演好戏，这里的京剧基础好，戏迷多，演得好，叫好声就多，演员演得就更起劲儿。刘新珠回忆，那时益都县京剧团演出的传统剧目竟达70多出。

　　1966年，全国普及样板戏，《红灯记》剧组杜近芳、钱浩亮、袁世海、高一倩、刘长瑜在济南山东剧场演出，全省各县市京剧团均派三名演员前往观摩学习。刘新珠、徐慧涛、杨秀珠奉命前往。

　　他们白天看样板团排戏，晚上观看演出，一周后，回来排练益都县京剧团版的《红灯记》，19岁的刘新珠担任执行导演，她尽心尽责，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演出获得圆满成功，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民众的欢迎。

　　益都县京剧团被宣布撤销后，人员走的走散的散。刘新珠却侥幸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她随即进入新成立的益都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改名益都县文工团）。对于她来说，各种“短、平、快”的宣传形式，乃至表演吕剧等其他剧种，都不在话下。

　　改革开放后，传统京剧得以恢复演出，刘新珠也恢复了京剧演员的身份，并且成为名角。

　　被称为“种子”留在剧团

　　京剧团经常外出演出，有时下乡，有时到外县，那年月没有交通工具，演职人员自己背着行李，用地排车拉着戏箱道具，白天换村子，晚上演出，不断迁徙，动辄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才能回家一趟。此时，刘新珠已结婚生子，儿子还小，每到出发之际都是难题，她只好请母亲来顶几个月，或者托邻居帮忙照顾。

　　有一年夏天，刘新珠演出结束回城，恰好看到儿子放学往家走，儿子穿着脏兮兮的破汗衫，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脸上汗水和鼻涕的痕迹横一道竖一道。刘新珠忍不住号啕大哭。

　　看到有些同事调离后生活相对安定，一日三餐都能照顾孩子，她也萌生去意。几度申请，均未获批准。1984年，有关部门决定对益都县京剧团编制进行精简，刘新珠再次强烈申请，并得到了领导的口头同意。

　　眼看苦日子要熬到头，她心里却五味杂陈，不但耿耿难眠，还失声痛哭了整整一夜。即将离开舞台，她突然涌起不舍，突然明白，此生最爱的是京剧，京剧就是自己的命。她怎么能糊里糊涂把自己的命交出去呢？

　　第二天，刘新珠揪着心听领导宣布名单，然而调离的人员中没有她。后来才得知，最后是一位重量级的领导一锤定音：“谁走，刘新珠也不能走——刘新珠是咱们县京剧的种子！”

　　这一次阴差阳错的“考验”，让她重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坚定了做好一个京剧人的决心。仿佛人生重新开始，仿佛艺术生涯新生。在演好一个个角色的同时，她为培养青州一代代京剧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退休后，她仍然为京剧事业发挥余热，仍然关心关注着青州京剧事业的发展。她尤其关注新学员。也许是爱之太深，她对他们的希望也更大，要求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