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徐宝梯（陶钝）。

年轻时的臧克家。（资料图片）

　　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边的连天炮火震动了诸城大地，诸城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尤其是教育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演讲；诸城人开始修建临时机场、挖设防空洞……不少在外的爱国青年回乡组织抗日活动，在当局“弃城跑路”的混乱局势下，拉起抗日队伍。

　　诸城人民誓不当亡国奴 如火如荼开展抗战活动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所谓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黄杰的税警总团开进诸城，声言前来守土抗战，也曾鼓舞过诸城人民。

　　此时，诸城抗战气息已相当浓厚。大街上贴满“誓死不当亡国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甚至有商号里贴着“经商不忘爱国”“支援抗战义不容辞”的标语。各校学生组成救亡宣传队、支援前线募捐队，时常出现在大街小巷。学校里、军营中、街头上时常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等铿锵有力、动人心弦的歌声。这其间，在诸城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诸城大户“班荆堂”臧家某老爷，自七七事变后非常关心时局，嫌报纸不及时，重金从上海买来一台有5个灯泡的收音机，每天收听前线消息。可是在廊坊失守、北京告急的紧要关头，收音机里还传出“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滥调。那位老爷气极了，找来斧子朝收音机一阵猛劈，边劈边骂：“叫你不放弃和平！叫你不轻言牺牲！”这件事可见诸城人民爱国情感之一斑。

　　在诸城各界人民特别是教育界人士抗日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诸城国民党当局再也不能装聋作哑，由县府出面召集工商教育各界头面人物、社会知名人士和旅外学生组成了诸城抗敌后援会。举办各种训练班，从学校、机关、工商店号、群众团体抽人培训，学习内容有军民合作、统一战线、军事常识、战时急救、防空防毒、抗战歌曲等。还以“后援会”名义派人到各区、各乡组织训练班，抽调家中备有枪支的人去乡里受训。

　　诸城的抗日宣传到农历十月山会前后达到高潮。利用农民赶山会的机会，各校师生纷纷组成救亡宣传队去现场演讲或演出爱国话剧，向农村群众宣传抗战，揭露日寇在沦陷区惨无人道的种种恶行。其中十三中演出的《一片爱国心》、府前小学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非常鼓舞人心，特别是《放下你的鞭子》感人至深。这是一出街头话剧，短小精悍，由教师徐天石、官钧民和女学生田淑贞共同演出。他们的表演真切动人，当人们听到剧中老人痛哭流涕地诉说亡国遭遇时，很多农民也在擦眼抹泪，抽泣不已。在各地争相邀请下，剧组师生先后去过相州、枳沟、贾悦等地，所到之处备受欢迎。

　　随着形势日益紧张，诸城各界的备战行动也更加积极起来，有关当局受命在城西台潍公路西侧修建临时飞机场，号召发出后，全城群众、工商界人士、各校学生踊跃参加，很快完成了任务。城里居民家家户户都挖防空洞，准备了灭火的水桶、沙子。各校也挖了防空洞、防空壕沟，进行了行军野营及防空防毒演习。

　　爱国青年纷纷返乡 探问局势组织队伍

　　诸城旅外学生及教育界的青年多数已返乡，皆认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如继续读书或工作，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将来国家如不幸沦亡，即使完成学业，亦不过一高等亡国奴而已，遂相约参加地方抗日武装组织。此时，以第七区队为主干的诸城总队新组建了一支约百人的青年队，队员均为爱国青年，成为主力。

　　那时，诸城有外地回乡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东北来的流亡青年，民众抗日热情不断高涨。臧家琳是臧克家的族弟，他考上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准备南迁安徽，臧家琳不愿随迁，在表姑隋灵璧的指点下，离校回到诸城抗日。

　　1937年夏，路家道口村的路君约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读四年级，即将毕业，没有随学校西迁重庆，匆匆回到家中。一则是因他的未婚妻已在家里了，要抓紧时间完婚。二则更因他想在家乡参加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战斗。学校于1937年10月西迁重庆，路经武汉时，系中教授曾电催其返校，嘱其勿轻易放弃未竟之学业，他以上述理由拒不返校，参加了青年队。

　　徐家河岔村的徐宝梯（即陶钝），在北京大学读书，即将毕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因抗日被捕下狱4年，后被营救出狱，在济南教书。学校要往西迁，退往湖北西部再入川。教职员可以发部分路费，学生愿跟着的可以自费跟随。当时摆在徐宝梯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跟着学校向后方流亡；第二条路是投奔到延安参加革命；第三条路就是回到家乡拉游击队，占领诸城南部五莲山区，敌人一时到不了那里，到时再同党领导的队伍联系。经过考量，他选择回家拉游击队抗战。

　　但是，抗战初期的混乱局势又使大家十分困惑，诸城各区、乡都有地方武装，人数不等，总数在二三千人，卢沟桥事变后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大敌当前，县长和县政府的其他官员们并没有发动和组织民众战斗，只忙着准备弃城跑路。面对这种局面，大家更为焦急不安。

　　徐宝梯天天去找路君约探问局势，他认为应该把散乱的自卫队组织起来，训练成抗日游击队，并力主由路景韶挑头。为此，徐宝梯曾多次与路景韶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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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钝

　　陶钝，原名徐宝梯，字步云，诸城昌城镇徐家河岔村人。曲艺研究家、作家。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青岛、济南任教。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艺活动。1932年3月被捕，1936年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陶钝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是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一时期，他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接连发表《杨桂香鼓词》长篇唱本和《上升》《黄犍》《麦黄杏》等短篇小说，作品真实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1948年春天，他积极参加土改，为创作积累素材；9月重新入党(原党员关系已丢失)。

　　新中国成立后，陶钝先后在山东省曲艺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担任领导工作，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1955年调北京中国曲艺研究会工作。1958年当选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79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1988年在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并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1996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