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大门（资料图片）

刘巨全（资料图片）

　　1927年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中，路友于虽不在京，仍被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张作霖正疯狂镇压革命，北方形势险恶，路友于不顾同志、朋友的劝阻，辗转返回北京，满城奔走，召集同志谈话，太过劳累以致旧疾复发。

　　因公缺席父亲葬礼

　　改选担任商民部长

　　1926年9月下旬，北方工作更显紧要，路友于决计北行，遂返回北京，被任为北京政治分会执行委员。

　　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路友于去武汉磋商党务。这时，他接到家信，称父亲因病去世，催其返乡，但他最终因公务繁忙，未能成行回乡。不久，他又转赴江西南昌，晤见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1927年2月，路家为父举行葬礼，路友于仍未回家。事后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参加父亲葬礼，儿本义不容辞，然当前时局紧张，公务繁忙，不得脱身，非儿不孝，实无法顾及，望母亲大人见谅。儿素知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自古以来忠孝难以双全。儿既以身许国，当为国效劳，不遗余力。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儿纵为家事而舍国事，亦恐非您老人家所愿。”信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原来母亲和兄弟们都对他不回家奔丧很不满意，见信后，全家人都被感动并谅解了他。

　　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中，路友于虽未在京，仍被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当时在共产党的文件上，我党对这次选举结果是这样评论的：“路友于，在青年中威信很高，他说，我们的国民党要有自己的左派。这次选举本来我党可以全部掌握，但是对路友于，我们还是选了他。”

　　排除万难回京工作

　　奔走劳累旧疾复发

　　此时，张作霖正疯狂镇压革命，北方形势险恶，同仁劝路友于暂留武汉，路友于说：“现在革命已到严重时期，成功与否，全视北方能否工作，吾辈当努力做牺牲者，岂屑斤斤为个人计安危哉！吾行矣！愿此间与会同志，爱护党国，勿生意见，则痛饮黄龙，握手期应不在远。”

　　1927年3月，路友于谢绝了同志、朋友的劝告，毅然北上，他一心想把北方的党壮大起来。而北京各同志因工作失去了指导，消息欠灵通，加上种种反动势力作祟，使许多工作都受了影响，更期盼着路友于的到来。

　　路友于返京的途中，在上海、天津又逗留几天，召集许多同志谈话、训练。在大连又误了一周的船，所以从武汉到北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在船上、车上无事可做，便买了日文书——政治、经济、社会及党等，他一方面抓紧研究，一方面准备到北方后做点翻译，办个中坚的国民党政治刊物，以帮助缺乏政治训练尤其是缺乏宣传品的北方同志。

　　1927年4月，路友于到达天津时，已有若干同志在京被捕，于是他将行李寄存旅馆中，只身入京。他满城奔走，召集同志谈话，常忘记吃饭，谈话谈到口干舌燥，一两星期内从未在夜间12点前睡过觉。以前因劳瘁所致的肺病又勾起来了。许多同志劝他到医院去，他却因为党务繁忙，终未能去。

　　奉系军阀捕杀革命同志 北京执行部被迫迁址

　　北京腥风血雨，奉军军阀在“讨赤”的口号下，到处通缉捕杀革命同志，查封进步报馆，一些爱国的新闻界知名人士被枪杀，其中包括《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连学生中留长发者及选读社会科学书籍的，都有可能被扣上“主张共产”的帽子，加上“赤党”的头衔。

　　张作霖还在北京组织了1000名便衣侦缉队及手枪队、自行车队各200人，专以伺察北京党人的行动，把北京分成若干区，分队负责，如第一侦缉队负责东交民巷，第三侦缉队负责北京大学一带等，肆意搜查公寓、学生宿舍，禁止书店出卖所谓“赤化”书籍。学术活动、演讲会及体育运动会也都被禁止，全体学生人人自危。

　　镇压革命运动一时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城内几乎是“偶语弃市”。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由翠花胡同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因为那里属苏联大使馆管辖，按国际法规定，使馆区是受特别保护的。革命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国共合作的领导机关北京执行部的委员们纷纷离开北京南下，但路友于不顾个人安危，仍随李大钊留在北京坚持斗争。

　　一次，路友于冒着危险到北师大革命青年秘密集会地点、宣武门内前铁厂槐庐（北师大学生宿舍），向大家分析了全国及北方革命形势，要求大家注意安全，以防意外。许多同志劝他暂时躲避，路友于说：“执行部的委员们几乎全部离开北京，但仍有很多工作等着去做，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必须留京随同李先生（大钊）继续工作。”

　　在此形势下，路友于仍到处奔跑，往来于东交民巷、北京大学及各同志住处等情况严重地带，遣发已暴露身份的同志，托同乡营救被捕者。

　　在北京奔走营救同志 关注农民研究土地问题

　　路友于平时好读书，沉默寡言，不喜征逐，不喜在群众集会时演说，奉系军阀虽震于其名，党外人认识他的绝少。因此路友于在北京奔走运动，侦查密探不认识其面目。

　　有一回晚上，路友于与郑镜秋、刘巨全、葛锦堂三位同志在刘巨全寓内筹划党务，知道有侦探把守以后，路友于还是走出来，不晓得是侦探一时没看见，还是看着他坦然的样子不像所谓“赤党要人”，总之，路友于走脱了。但很快，那三位同志相继被捕，有个侦探还对刘巨全的家人说：“我们并不是捕你们的人，我们是捕路友于的，路友于不是个大个子，很魁梧的吗？”随后相继被捕的就有三四十人。

　　环境更加险恶，东交民巷也完全不能出入了。路友于打算借此机会养病，但又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而他爱好研究学问的天性及求知欲又驱使他不能不研究，况且他最关心的，是在党的工作基础打好之后，把全部力量放在农民问题和下级工作上，他常对身边同志讲：“中国革命农民不参加，只能是部分的成功。我们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农工群众里头才有希望。”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革命志向和研究重点来。那时，他在研究土地问题，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农商部搜集参考资料，还从外国买书，他曾写信给别的同志说：“我正研究农民问题，一两个月后，待工作稍一轻松，我就要到乡间去，实地做农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