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千

王振千

李殿龙

　　王翔千、王振千兄弟在青州接力播撒革命火种。王翔千在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的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学生阅读进步报刊，组织学生排练新剧。王翔千回济南后，王振千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赞助青年团的工作。王尽美多次到省立十中做演讲报告，常由王振千陪同并主持讲话。

　　王翔千以国文教员身份 大力发展党团组织

　　牛瑞庭回忆：“1923年益都（青州）就有了党团的活动，由王尽美、王翔千、王振千等从（省立）十中学校开始的。”

　　王尽美1922年至1925年之所以多次来省立十中从事革命活动，一是因为学校地位非同一般：省立十中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潍坊一带唯一一所省立中学，在此宣传革命影响面大；二是因为王尽美与省立十中国文教师王翔千、王振千兄弟俩有一层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姑是王尽美的婶母（王辩《卓越的拓荒者——王尽美同志》）；加之三人志同道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王翔千是诸城的新派人物代表，和其弟王振千被誉为“诸城才子”。1922年王翔千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山东区支部组织部工作。女儿王辩曾撰文回忆父亲“那时奋起打破一切旧传统，精力饱满地活跃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人物”。1922年10月，受中共山东区支部的派遣，赴青州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此时王翔千的公开身份是济南育英中学的教员，为便于工作，便与在青州省立十中任教的弟弟王振千对调教学。王翔千一向雷厉风行，一到十中，便迅速开展工作。

　　据学生刘序功回忆：“王翔千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他第一堂课的开场白就说：‘今天我到十中来，不是来教书的，是来征求同志的。’”他说这话，同学们都很惊奇，全神贯注地望着他，只见他身穿棉布长袍，头发未理，胡子未刮，口唇红厚，颇富感情。王翔千授课内容更是新颖，再不是过去国文课那一套，而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发的第一篇讲义便是“阶级斗争”，听了王翔千的课，学生们的知识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思想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王翔千引导学生阅读新报刊，关心国家命运。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像《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铁路工人周刊》等；大量新书刊涌进校园，像《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几乎人手一册，《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也多有订阅，广泛传播。王翔千还指导学生成立“新剧社”，编演了许多生动感人、富有教育意义的新剧。由于王翔千的组织和示范，省立十中编演新戏蔚然成风，每星期六或节假日学校都会组织。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新思想在群众中广为传播，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据学生马永祯回忆：“王翔千老师到来以后，组织学生成立‘新剧社’，他任编导，排演新剧，宣传革命思想。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关注社会人生问题，寻求革命真理。信仰三民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有人信仰杜威的实用主义。参加政治活动的，大都信仰马克思主义。”

　　王翔千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更注意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1922年冬，经王翔千介绍，十中进步学生、广饶人李殿龙（李耘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潍坊一带第一名团员。李殿龙又发展同班同学刘俊才（刘子久）加入青年团。不久，又发展卜荣华、赵文秀、王元昌、刘德峻、刘序功等入团，从而建立起团青州小组，是潍坊一带最早的团小组，李殿龙任负责人。至此，青州有了团的组织和团的活动。

　　据学生刘俊才回忆，“我们的团组织受济南领导，和王尽美联系”，“李殿龙还经常写信给王尽美，从济南弄些革命书报来读。”在信中，王尽美讲述革命道理，介绍进步书刊，指导团的工作，“从王尽美的来信中，我们受到了不少教益和启发。”“我入团后，王尽美曾写信给我，叫我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这一机会难得，但当时我家庭经济窘迫，难以为我筹足一百块大洋的路费，就没去成。”

　　1923年春天，王翔千重新回济南任教，其弟王振千亦回青州任教。王翔千在青州虽然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却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在潍坊大地，他成为青州党团组织的奠基人之一、青州地方党团活动的先驱。

　　王振千回青“接棒” 教育学生彻底革命

　　王翔千走后，王振千深受哥哥的教育和影响，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利用课堂主阵地和丰富的课外活动，继续在青州宣传马克思主义，赞助青年团的工作，后经中央特派员尹宽批准，成为超龄的“特别团员”。团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常在王振千家中举行，他的家成了青州团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央领导人到青州视察工作也常在王振千家中居住或落脚，王振千为青州党团组织的创建和组织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多便利，做了大量工作。王尽美数年间多次到省立十中演讲、作报告，宣传革命思想，组建党团组织，常由王振千陪同并主持讲话。王振千同王翔千一样，是学生革命思想的启蒙者、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谈起王振千对革命的贡献，学生刘书琴回忆：“他的革命活动绝不是短短几句话能够说完的。为了宣传革命，他积极提倡现代话剧，组织小车工会，针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组织工人罢工。为了革命，他召集团员在家中集会，团员经济有困难他慷慨解囊，和校内反动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爱戴。上级派干部来校视察，振千老师不避艰险，掩护他们，使得工作顺利进行。他给全班同学讲话，感动得大部分同学痛哭失声。可惜我没有生花之笔，不能追述振千老师的革命行动于万一。但仅此简短数语也可窥见振千老师对革命的贡献。”

　　学生阎康侯回忆：“王振千老师是我教职员中思想最先进的人，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人。在他给我授课的两年多时间里，在耳濡目染中，我受到了很大教育。”有一次，王振千以王安石变法和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失败，教育学生改良主义是不可取的，彻底革命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说：“宋代王安石变法与清末康梁为首的戊戌变法，都是昙花一现的历史泡影，都在短时期内失败了。为什么呢？第一，在酝酿时期没有形成坚定的实体，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只是当时的少数头面人物坐而论道，就想一哄而起，缺少群众基础。第二，只依靠当时少数当权人物的向背，由皇帝的一道命令即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忽视了在思想认识问题上还有强大的反对派。第三，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变法的指导思想上是改良主义的产物，不是革命运动，我们不否认他们要改变的是社会的弊病，也不否认倡导变法的人是爱国志士，但不从彻底革命观点出发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会成功的。现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上还有些似是而非的改良主义论调，如什么‘联省自治’呀，‘好人政府’呀，‘轮流执政’呀等论调，更不值一驳。至于据地自雄的大军阀，做统一中国的迷梦，更是祸国殃民的鬼话，让他们带着迷梦进棺材里去统一他自己吧！总之，改良主义不可取，彻底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你们都是青年人，任重而道远，愿诸君努力吧！”

　　最后几句话，竟成了王振千的临别赠言。不久后的1925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团青州支部王元盛、冀三纲、刘书琴等团员联合四师、甲农等学校数十名学生以“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名义，将传单贴满大街小巷；翌日，又将传单、标语撒在正在举行圣诞节活动的教堂内外。教会大为震惊，密告系“赤色活动”，王元盛、冀三纲被通缉，校长和指导主任被撤职，王振千被解聘。为免遭厄运，王振千化装成农民，用手推车推着老母，挈妇将雏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