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馨教授

秦佩珩著《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

　　中南财经学院拥有包括秦佩珩在内的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经济史学学术阵容，抱冰堂距离中南财经学院不到10分钟路程，秦佩珩等教授喜欢在这里边喝茶边聊天，聊起张之洞的书，还成就了一段史学佳话。秦佩珩在郑州大学任教时，出版了部分学术作品，为我国早期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者之一。

　　教授常抱冰堂小聚

　　闲聊促成文史佳话

　　1955年，中南财经学院开始设立古代经济史课程。1956年学校成立经济史教研室，由有“飞机教授”之称的美国双料博士吴澄华担任教研室主任，吴其敬为教研室秘书。该教研室云集了秦佩珩、欧阳涤尘等著名经济史学者，是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经济史学学术阵营。开设了外国经济史、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

　　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被召入京，授体仁阁大学士，任军机大臣。他在湖北的僚属为了纪念他，于1909年夏集资，在武昌蛇山南麓建成抱冰堂。此堂造型精美，四面檐下环以外廊，堂外树大根深，花木扶疏，缀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后人于抱冰堂设茶馆、在回廊内置藤椅，夏日凉风习习，很适合饮茶聊天。抱冰堂距中南财经学院不到10分钟路程。1956年9月到1957年夏初，赵德馨与同一教研室的吴澄华、彭瑞夫、秦佩珩等，经常于晚饭后到抱冰堂乘凉，每人租张藤椅躺下，买杯茶，边喝边聊，甚为惬意。在此纪念张之洞之地，免不了常聊起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兼学者。一日闲聊，秦佩珩说起张之洞于12岁便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中有“十二龄”三个字，但没能说出书名的全称。赵德馨对12岁出书之说心存疑惑，后来每到图书馆找书时，常问有无此书，却无所得，但发现在许多书籍中提到了此书。后来赵德馨终于将其找到，并且收录至《张之洞全集》。这段无意间的闲聊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1956年，河南筹备郑州大学，秦佩珩前往郑州大学任教。历史系正在筹办阶段，课程不多。正因如此，秦佩珩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书籍，于群经、史书、目录、碑刻以及佛学古地理等，无不一一涉猎。此时，秦佩珩还正式出版了《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由大学油印或铅印的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剩稿》《中国史部目录学论要》《南诏史渊源略论稿》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1962年，秦佩珩发表了《论中国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一文，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我国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发他人所未发。秦佩珩在论文中明确指出：“就16世纪到17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来看，应该说是一个末期的封建社会。它和以往的封建社会不同之处，就是在它的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因为有了这种关系，当时生产关系就愈显得复杂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秦佩珩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开端》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经营地主经济佃富农经济的登上历史舞台，致使农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从隆万到乾嘉，形成一个马鞍形。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可以说，秦佩珩是我国早期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者之一。

　　学生撰写回忆文章

　　讲述为人师者本色

　　在郑州大学教学时，秦佩珩也关心学生，体现了一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色。秦佩珩的学生孙宪周后来这样回忆道：

　　先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尤精明清经济史。我在所学诸科中，比较爱好历史，常常带着问题去求教于先生。先生总是详细讲解、旁征博引，非到问题全部清楚不罢休；有时引用许多有趣的典故，加深了我对问题的理解。在先生的教导下，我的学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毕业分配时，当我提出要跟先生当助手时，班上某干部找我谈话，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竟想跟一个资产阶级教授走白专道路。我想不通，也很伤心，便去找先生说了此事，先生听了脸色很难看，但还是劝导我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从学识及思想水平上，都赶不上新时代。你们年轻人前程远大，要到社会上去见大世面。要学无常师，不要拘泥于一家之言。要像蜜蜂一样，广采花粉，才能酿出好蜜来。”

　　先生治学严谨，虚心好学，一生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遂成一代名师。他常常对我说：学业贵专，但首先要博，然后由博反约（专），方能穷一科之精要，只博不专，便成了杂货铺；只专不博，常会拘一孔之见，孤陋寡闻，不能穷通其中奥妙，很难取得成效。先生年轻时便博览群书，他曾隐居于四川省的一座深山里，两年不下山，苦读二十四史，其他经、子、集无不涉猎，为以后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生调到郑大，正值政治运动频繁之年，白天同学生一起劳动，批判，晚上读书，写文章。即使在“文革”期间，大部分书被抄走了，还仍然偷偷读书，从不懈怠。由于先生的勤奋，因而博学多识，诸如考古学、历史学、诗词、古泉学等无不精通。特别是先生的诗词写得好，风格豪放，工对严谨，练字精深，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先生一生遍游名山大川，一有机会，便去旅游，尽管在艰难的岁月里，仍不辍此举。每游一地，必赋诗填词以寄雅兴。每有新作，先生都寄给我。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也常步先生诗韵，写几句歪诗，不揣浅陋，寄给先生，先生看了不以为粗俗，反而认真修改，每个字，每个韵脚都反复吟改，然后再寄给我。可惜“文革”期间，先生寄来的大部分诗作和我的一些和诗，尽被烧毁了。